成都大运会主体育场“太阳神鸟”图案完成拼图

中新网成都8月18日电 (记者 贺劭清)18日,位于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主场馆主体育场顶部,由12540块彩釉玻璃组成的“太阳神鸟”图案“飞”上屋顶,将“太阳神鸟”金饰放大了近270万倍的史上最大“太阳神鸟”图案完成拼图。

建设中的成都大运会主体育场。张浪 摄

从曾经的“脏乱差”,到现在的“城市后花园”,南通长江沿岸的蝶变是江苏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

丰富遗存蕴含重要信息

2017年以来,经考古工作者的认真调查研究、细致勘探发掘,禹会村遗址的聚落形态、历史演变脉络逐渐清晰,特别是大型龙山文化城址被揭示出来。

如今,沿着长江江苏段,昔日黑臭“生产岸线”变成绿色“生态岸线”,“一江清水,两岸葱绿”的“蓝图规划”走向美好现实,“绿色”的生态优势正逐步转变为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长江水清“豚”先知,江豚的生存状况是长江水质好坏的一面镜子。江苏2019年环境状况“成绩单”显示,观测到的南京江豚数量增加到了50多头。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只有环境变好,才能切实提高居民的幸福感。”邵文建介绍,2017年,南通全面推进沿江生态修复保护工程。“不能让青山绿水毁于一旦,补上生态欠账,刻不容缓。”

此外,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将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古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禹会诸侯’和‘禹娶涂山’的记载,背后反映了淮系族群早期发展的重要信息,而禹会村遗址所处的龙山时代恰恰是探索古史传说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关键时期。”张东说。

南京滨江“绿色蜕变”,图为南京长江大桥。泱波 摄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禹会村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布设探沟进行解剖,解剖区域主要围绕城址东北角展开。考古学者发现,东、北城垣堆积结构相近。人们利用较高的自然地势逐层堆筑城墙基础,城垣内外两侧取土形成了低洼的壕沟。基础大致完工后铺垫了较为纯净的灰白色土,局部较为纯净,灰白色土面上发现有碎陶片、烧土和炭屑分布,推测该层面上有人类活动。在此之后城垣又经过数次堆筑增高,城墙内侧有人类居住,内城壕黑色淤土内发现了大量损毁的陶器。北城墙还发现向北拓宽的现象,覆盖了早期的外壕沟。

通过揭露遗址南部龙山文化核心区东、北两段城垣,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确认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存在。勘探调查显示,龙山文化城址外围还断续分布有龙山文化同时期的文化层和遗迹,随着考古工作继续开展,传说中涂山氏族群的神秘面纱正徐徐揭开。

生态修复区的三分之二区域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以前是绕路、捏着鼻子走,现在我经常会来跑步,变化太大了。”当地人张昕说。

古老的传说赋予禹会村遗址神秘的历史印记,其中生活在涂山周边的涂山氏扮演了重要角色。《吕氏春秋》记载: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县即其地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高度评价禹会涂山是一次里程碑性的政治实践——“夏之兴以涂山”(《史记·外戚世家》)。如今,禹会村中仍流传着“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和“禹帝庙”等旧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2017年以来,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工作与之前的考古工作相互印证,廓清了遗址的性质、规模以及城址设施,发掘成果超出预想,达成阶段性学术目的。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是区域性中心、都邑性遗址,是目前已发现淮河流域同时期范围最大城址,考虑到其所处地理位置,城址所在可能为涂山氏族群所有。王巍表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夏王朝建立初期以及成立前的重要遗址材料欠缺,而禹会遗址年代接近于夏王朝建立前期,填补了这一阶段的空白。同时,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促进考古研究的范例。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为了将一万多块玻璃在尽可能零失误的情况下组成“太阳神鸟”图案,施工方利用BIM技术结合三维扫描仪、放线机器人、智慧二维码等智慧建造技术,精确数据采集、参数化设计下单、精确编号、材料全过程线上管理。

“主体育场建成后,白天见图案不见钢结构,夜晚见光不见灯,‘太阳神鸟’图案依旧轮廓分明。”大运会主体育场参建方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所属东方装饰体育场幕墙项目经理钟杰介绍,由于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为夜间举办,成都大运会主场馆巧妙利用设计和材料达到光和影的自然呈现效果。

综合分析判断,禹会村遗址的年代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主要分布于遗址北部区域,聚落规模较小。龙山文化时期,禹会村遗址规模剧增,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其核心区以南部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为代表。这体现了龙山时代淮河中游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的社会背景,同时是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反映。

航拍江苏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泱波 摄

治污,是“长江大保护”的治本之策。截至目前,苏州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率达100%,全面完成4.5万亩太湖围网清拆、太湖沿岸3公里范围内7.78万亩养殖池塘整治。

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禹会村遗址定居。至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禹会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遗址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经国内权威专家研判,禹会村遗址新发现的城址系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同时,此次考古新发现也为“大禹治水”“禹会涂山”等古史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随着2020年“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极大丰富了禹会村遗址的内涵。通过考证研讨,进一步明确了禹会村遗址在淮河流域古代文明进程以及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推动了夏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龙山文化城址东城垣内壕沟出土的陶器标本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陶器标本

漫步在南通五山滨江风光带,周围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山畔嬉江水,江上揽五山”,这里是市民和游客亲近自然的“网红打卡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先后组织了五次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主要揭示了一处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式建筑,该建筑西侧发现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大量陶器(低温陶为主),以及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该区域发现大量填埋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临时性的“工棚建筑”(浅基槽)间杂其中。

留住绿水、青山、蓝天,便守住了“小康梦想”,江苏人深谙这个道理。在“长江大保护”路上,他们下足了功夫。

为配合206国道拓宽改造工程,考古工作者对禹会村遗址展开针对性考古发掘,为揭示整个遗址的聚落结构提供了契机。

作为成都大运会开闭幕式主体育场,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体育场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外观呈成正圆形的“飞碟”科幻造型。体育场上约27000平方米的玻璃采光屋面呈现的“太阳神鸟”图案,源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金沙遗址的标志性文物,由4只等距分布的鸟构成。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认为,此次发掘结果让禹会村遗址的整个文化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新出土的大量双墩文化时期陶器以及丰富的大汶口阶段遗存证明禹会村遗址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鉴于禹会村遗址仅残存部分就有200万平方米,栾丰实建议,应扩大禹会村遗址外围勘探范围,不能排除发现其他更大建筑设施的可能性。

在禹会村遗址北部,考古工作者普遍发现了双墩文化时期居址,临近区域发现有大量的窖穴,房址内没有发现居住面,根据残存柱洞排列,推测为浅地穴式建筑或低矮的干栏式建筑。居址北部为双墩文化时期的陶片兽骨铺垫层,文化层中包含大量的陶片、兽骨和日用工具。考古队员还在遗址北部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房址一处(仅保留南部墙基槽部分),局部区域还发现少量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和灰沟,出土的常见器物组合为罐形鼎、袋足鬶、圈足盘、大口尊和高柄杯等,考古学者结合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判断,该区域相对年代可早至大汶口文化末期。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费志良表示,未来,江苏将加强与兄弟省市协同,建立健全更加紧密的区域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完)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领队张东博士介绍,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大型城址。目前的考古工作显示,2007年至2010年禹会村发现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祭祀台”为龙山文化城址东北角的一部分。“祭祀台”与2017年发现的两段台基以及若干解剖点构成了闭合城垣。其中,西城垣和南城垣被淮河侵蚀,北城垣现存长度约300米,东城垣现存长度约600米,根据城墙走向推测城址原有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禹会村,因“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历史传说而得名。涂山和荆山夹淮河而立,淮河蜿蜒其间形成了一个S形大弯,地貌景观独特。

“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对施工技术和质量管控要求特别高,而且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已经55岁的主体育场幕墙项目质量负责人李天亮表示,自己要求每一道工序都至少要经过三次检查,发现问题后责任人五分钟内到场,什么时候发现问题就什么时候解决问题。

一江碧水,浩荡东流,至长江江苏段最下游–南通。这里是入海前的“最后一站”,也是“长江大保护”的关键一环。近日,“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南通,从“终点”追溯江苏“生态伤疤”的修复之路。

据了解,成都大运会是继2001年北京大运会、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后,中国大陆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也是中国西部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成都大运会将于2021年8月18日至29日举行,届时将有来自约170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禹会村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被首次发现。2005年,禹会村科学考古工作正式发端,至今已历时15年,经历两代考古人。禹会村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备受王巍关注,在他的主张下,禹会村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项目,成为探索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支点。

南通五山及沿江地区,当地人把它亲切地称为”城市客厅”。泱波 摄

禹会村遗址15年考古接力

古史传说记载,安徽蚌埠禹会区境内的涂山是大禹的治淮基地,是禹娶妻生启之地。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大禹带领民众“劈山导淮”,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

2006年至2011年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

据了解,由于禹会村遗址大部分区域被现代村庄占压,严重影响考古工作全面开展。专家建议,下一步考古工作应借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契机,首先揭示龙山文化城址的地下埋藏状况,通过城垣、城门和壕沟水系等结构信息初步厘清城址的布局,重点解决城址的始建、使用和废弃年代。而后,选择城址外围遗迹的发掘揭示整个聚落的有机联系。在发掘过程中加强多学科合作,尽可能充分提取聚落生活的其他信息,同时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科学、系统的基础信息。

建设中的成都大运会主体育场。张浪 摄

然而,历史记忆并不总对应历史真相。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关于涂山具体地理位置出现大量分歧与争论。汉代时期,出现大禹生于四川汶川一带的传说,唐代时期,称涂山的地方有四处之多,且争论不断:“一者会稽(浙江绍兴),二者渝州(重庆),三者濠州(寿春东北),四者宣州(安徽当涂)”。唐宋之后,“禹会涂山”的具体地点成为困扰史家的千年疑团,为世人所不识。

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案例

为响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考古工作者对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垣进行了解剖发掘。考古发掘工作显示,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是淮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化发展的典型代表。

太湖湾正发展成为长三角“微度假”胜地。泱波 摄

经过三年多努力,南通五山及沿江地区关停“散乱污”企业203家,拆迁民居和“非居”2508户、面积150万平方米,修复腾出沿江岸线5.5公里,新增森林面积6平方公里。

钟杰介绍,此时正值成都的夏季,晴天采光顶上的温度可高达五六十度,对工人的施工是个严峻的考验,采用多班倒的方式,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施工,高温天气时下午三点后工人再开工。随着汛期的到来,雨天玻璃表面光滑,工人容易摔倒造成危险。项目部坚持在雨过天晴的1个半小时内禁止登顶施工,确保采光顶顶部水汽散去后,才可登顶。作业前必须将玻璃面上的水清理干净后,才可正常施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建议,禹会村遗址的相关考古工作要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共同研究,要以聚落考古的思想思路,在大的文化视野下思考未来的考古工作。赵辉建议,对于禹会遗址下一步田野工作,应围绕已发现的城垣主体堆积展开,厘清堆积中“白土面”以及增筑墙体的情况;同时探明聚落情况,厘清禹会村遗址中18万平方米龙山文化城址与200万平方米范围遗址的关系。

禹会村遗址自发掘以来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多次组织专家到遗址现场考察、研讨,对发掘工作予以指导帮助。专家认为,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是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案例。目前的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五年来,江苏关停退出钢铁产能1931万吨、水泥产能1155万吨,化工园区、化工企业从2017年初的54个、6800多家压减到目前的40个、3400家,沿江1公里内化工企业减少到255家。

南通狼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邵文建回忆,曾几何时,该片区“滨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小景区、老港区、破厂区、旧小区相互交织,长江岸线生态环境“伤痕累累”,周围居民苦不堪言。

为揭示整个遗址的聚落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勘探调查显示,禹会村龙山文化聚落形态比以往的认知更为复杂,大型礼仪建筑所在的南部区域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陶器标本

据了解,成都大运会主场馆由“一场三馆”组成。其中,4万座主体育场承担大运会开闭幕式功能;1.8万座多功能体育馆承担大运会体操比赛功能;4500座游泳跳水馆承担大运会游泳比赛功能;小球馆承担大运会体操比赛训练馆功能。(完)

2017年以来,通过新一阶段的考古发掘,经综合对比分析,考古学者对禹会村遗址的时间跨度以及空间范围产生了全新认识。

苏州市吴江区和浙江嘉兴市秀洲区探索建立“联合河长制”;南通市与上海市崇明区共同建设长江口生态保护战略协同区;南京联合马鞍山建立“石臼湖共治联管水质改善工作机制”……

除了修复自身的“生态伤疤”,江苏也一直致力于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治水,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航拍长江边的南京阅江楼,一片绿意葱茏。泱波 摄